于都河

我听见秋风像北归之鸟在水面振翅起飞，发出迅疾而细碎的声音。秋夜里，他们在我身上架设浮桥——一共八百多艘渔船，分别在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八个渡口。一下子集中这么多渔船，多年来我未曾见过。风吹得船身轻微晃动。在月光照耀下，船身与倒影仿佛远处的山峦。他们沉默而有序地忙碌着，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扎着皮带，系着绑腿。他们的神情平静而从容，似乎对架桥的目的深谙于心，又像是并非全然明了。铁索将船连接起来，上面铺设木板。这些板材五花八门，有案板、门板、隔板，甚至寿材。八座浮桥，在秋风的吹彻中，在月光的照耀下，平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但他们似乎来不及欣赏，便整齐迅速地渡过河去，队伍逶迤向西，消失在夜色中。

我发源于赣南的大山长谷之间，于都河是我流经于都县境的称呼——准确来说，我叫贡江。我与另一条从荒翳险阻中流出的河——章江，穿越起伏连绵的红壤地，在赣州城外紧紧相握，合二为一，自南向北奔流。论起我的年岁，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日日奔流、咏叹，不知疲倦。①迎着日出喧歌，朝向月光低语。浪花是我身上唯一的衣裳，是我的皮肤、胎印、发辫，也是我的叹息、欢笑、忧愁。

作为莽莽苍苍五百里高山峻岭的一部分，我与这里的山形水势，共同构筑了一片不乏神秘、令人生畏的区域。过去不少人，用“烟瘴之地”来形容这里，言下之意，这里是毒瘴横行、卑湿难耐的荒蛮之乡。赣南多山，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自南向北，大庾岭和九连山横亘赣粤之间；东边武夷山脉如直插霄汉的屏障立在闽赣之间；西边诸广山脉将赣湘分开；中部雩山山脉向东北部连绵而去。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赣）宅江西之上游，当五岭之要会，其地与闽广、湖湘诸郡邑，犬牙相错……而雩都，则又赣之咽喉也。

顾氏将赣南的地形特质用人的身体作为比喻，很是形象。而处于这巨人咽喉位置的于都（“雩都”的简化写法），成了这次部队转移的集结之地。此地既然作为“五岭之要会”“四省咽喉”和赣江上游，自古便是军事重镇。

当年，这支部队来到赣南建立中央苏区——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红色家园，并非偶然。

但我却不是天生适合生息的良田沃土。康熙《赣州府志·舆地志》载：

赣为壤既瘠且贫，无金锡之珍、鱼盐之阜、畜牧驹牸之饶、织文机巧工技之利。厥土惟宜稻谷，其民惟深耕疾耰，农力为务。一听天时之熯涝雨泽，之后先相率为饥穰，而坐视其盈绌。

土地贫瘠，山长谷荒，加之易旱易涝的气候，农业生产生活不易。但红军从赣中以及其他地方奔赴而来，前赴后继建立根据地，并不断扩大政权版图——似要长久地在此工作和战斗下去。②如同这里的先民，筚路蓝缕，从中原而来，与早先被称作“百越”“三苗”的族群交融。

暗夜里，我看见须发飘飘的男子，身着唐装宋服，举着火把、油灯，携妻挈子，操着异乡口音，伫立在河边徘徊不去，满是焦虑和叹息。

他们想从我身上跨过去，在三百尺宽的河面上，架桥成为奢侈的浩大工程。这些举族而迁的北人，一路跋山涉水抵达这里，显示出他们坚韧的决心和意志。男人们安抚好老人、妇女和孩童，短暂地碰头后，便分头行动了。他们在想渡河的策略：找船。千百年来皆是如此，一批批的人到来，拖着疲惫而衣衫不整的身子，队伍如同熄火之后的竹篙草龙，倦怠松散。战乱、灾荒的记忆渐淡，他们渴望而期待的眼神，像午后热辣的夏风拂过河面。③每一次，他们都能想到办法从我身上渡过去。人，多么伟大而神奇的种类！

他们有的留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有的继续南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自北而来，扎根在这里，至少有上百万之众吧。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性情，渐渐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高辨识度的特征。客家，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

我多么高兴，在漫长岁月中，和他们完整地融为一体。一种用于故乡、母亲的概念，在他们的诗文、山歌、民谣、谚语中形成了。我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他们肉身、精神甚至信仰的一部分。

他们在这里春种秋收，晴耕雨读。劳作之余，唱戏、舞狮、舞龙，妆古史、踩高跷，迎神赛会、跳觋酬仙。他们快乐而质朴的天性，适合在这方乐土催生那些带有泥土味儿的民间艺术——这与他们遥远的关于中原、北方、祖先的记忆紧密相连，如血液般不可或缺。

他们在山坡种植茶树，茶香吸引闽粤客商纷至沓来。采购新茶成为山区集市热闹的商贸景观。碧野山间，听见女人在唱：“正月摘茶是新年，摘茶郎子请拜年；摘茶郎子来饮酒，多多饮酒过新年……”

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她们变得更加忙碌和欢快。支前、春耕、扩红、洗衣、慰劳……红军集结在河边准备出发时，数万赣南子弟——她们的亲人，毅然参军。

他们，也是喝着我的水长大的好儿郎。

在这个秋日的夜晚，他们着装整齐，背着背包，胸前挂着手榴弹，带着干粮和草鞋，迈着坚定的步子，与我挥手告别。

④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实现对母亲或妻子承诺的“革命胜利便归来”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