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变迁的社会影响

我们一向关注传播的内容，但是现在随着传播媒介的快速更新换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媒介形态本身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最早的传播活动是借助语言进行的，由于言语稍纵即逝，具有特殊记忆力的人便拥有了一定的话语特权，这就是历史上祭司之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酋长的原因。

随着文字及书写材料的出现，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当年苏格拉底反对使用文字，因为一旦使用文字，识字的人远比记忆非凡的人多得多，那些独占精神世界的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文字的使用本身，构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传播中来。但是，文字本身也造成新的社会隔阂，因为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字世界，造成识字者与文盲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能力，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文字虽然可以较长久地记录下历史的信息，然而手写文字对信息的复制效率过于低下，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传播，社会交流的扩大要求人们设想可以复制文字的传播技术，于是，印刷术应运而生。

印刷术的发明通常被视为信息传播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11世纪，中国人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在几百年内，这一发明并没有被用于新闻的规模化传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当时的中国缺乏新闻传播的规模化社会需求，恐怕是首要原因；其次，汉字的笔画繁复，用胶泥来塑造字模也十分困难。在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重新发明出了活字印刷术，一开始就是金属字模，在研究过程中，这项技术即被广泛应用。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社会需求”刺激传播技术的创造，看来是一条规律。大批宗教书籍、记事性小册子及印刷新闻纸的出版，使得被垄断在中世纪的僧侣阶层手中的文化迅速传播到世俗社会，新思想的涌现成为统治者无法遏制的潮流。恩格斯就此写道：“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显然，印刷术又一次造成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它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是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又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不过，现代新闻传播毕竟首先开始于印刷媒介——报纸和期刊。随着19世纪中叶工业化国家普及国民教育、废除知识税，报刊得以进入千家万户。信息流动的加快，打破了社会的封闭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传播首次显现出自己的力量。

现在，继续分别讨论印刷、广播、电视、电话、网络传播的意义正在减弱。所有的传媒技术的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正在成为一个包容性术语。这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当然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

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如果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当我们自豪地回顾数百年来传播科技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时候，忧虑同样也相伴着。一旦这些不断更新的传播科技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那么一种新的异化或统治便产生了。我们可能成为新的传播科技的奴隶，而痴迷于电视、网络的现象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表现。科技的合理性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人们创造了新的传播科技，会不会反过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异化？不论未来的传播科技会变化出多少更新鲜的媒介形态，这个问题始终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