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界者”钟扬

拟南芥，一种看起来细弱的草本植物，因为生长快、体型小、分布广、基因组小，常被植物学家比作“小白鼠”，是进行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全世界有众多植物学家都在研究它。

在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的青藏高原，执着的钟扬团队发现了它。钟扬把拟南芥栽种在自己位于西藏大学安置房的后院中，把它做成标本带回了复旦大学。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教育专家、援藏干部……哪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他身上呈现。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他生命戛然而止的那一天……

“英雄”少年

1978年，湖北黄冈一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像英雄一般。

钟扬也渴望成为那样的“英雄”。父亲是当地的招办主任，为了避嫌，父亲不让他以在读生身份提前参加高考。在与父亲赌气的同时，钟扬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考试。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就在钟扬差点儿失去信心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考上了！

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钟扬的母亲回忆，钟扬在考上少年班以后就开始补习数学、物理，因为老师说他这两门考得不好。进入大学以后，钟扬一边忙着学生会宣传委员的事务，一边坚持每月往家里写信。

那时，学习无线电专业的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那时，他曾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钟扬的妻子也感叹：“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充足。”

和钟扬外向热情的性格相比，他的妻子就显得内向了许多。那时候，工作调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不愿和父母分居异地，妻子对于与钟扬的婚事一直犹豫不定。

一次，她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武汉，钟扬在车站接她时突然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把证明开好了。

“什么证明？”妻子问。

“我们的结婚证明啊。”

“我还没同意呢，你怎么就把这个证明开了呢？”

“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到时间了。”

“于是我就这样有点‘被胁迫’地领了结婚证。”妻子笑说。

结婚没几年，33岁的钟扬就成了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后来，这位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雷厉风行的年轻副局级干部干出一件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临时给他找了一套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起，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和同伴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高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钟扬为什么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我国植物种类的1/3。有些地方甚至百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扎根西藏，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宝库”。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我们需要两台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牛仔裤，戴着一顶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们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位同事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科学队长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奏响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以下简称“自博馆”）撰写的一段文字。他参与了500多块图文展板的写作。很少有人知道，这细腻而又富有文采的文字，竟出自这位看起来五大三粗的理工男之手。

如果说，采种子是钟扬的“主业”，那么科普则是他最爱的“副业”。

在自博馆建设期间，设计院展览设计部主任为寻找图文写作顾问操碎了心。因为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她先后联系的几家高校都因这个项目难度太大而婉拒。

设计部主任知道钟扬太忙了，想拜托他帮忙牵线或引荐一些专家。令她没想到的是，钟扬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没什么回报、时间紧的烫手山芋。

“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和他预约时间，他总是爽快地答应。”设计部主任告诉记者。

从2001年起，钟扬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他有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有时是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有时是标本捐赠人。他时不时会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博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赵老师是钟扬的学生，她见证了导师这些年在科普这条路上的持续前行。

2003—2017年，钟扬共撰写、翻译、审校了10本科普著作，其中不乏《大流感》这样的畅销书。“《大流感》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语言风格多变，钟老师对推敲文字乐在其中，他会忽然在吃饭时得意扬扬告诉大家他的译法，当然偶尔会被我们反驳，他也会欣然接受。”赵老师回忆。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义务为全国中小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来自上海市实验学校的一位同学就深受他的感染。

“当时去听讲座，一下子就被钟教授生动的演讲吸引住了，从此我就成了年龄最小的学生，并开始跟随他学习科学……听他的课，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无聊。在钟老师的指引下，我慢慢爱上了科学。”这位同学说。

“做科学传播是件好事情，我当然支持啊！”在钟扬的鼓励下，同学们在学校创立了“学与做科学社”。另外，钟扬还帮这个社团撰写舞台剧脚本，并利用零碎时间帮助同学们排练。

钟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做科普？他的学生认为，与其说科普，不如简单地说是他愿意教人。

“钟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念念不忘。他觉得对中小学生开展科学教育乃至思维教育非常重要，他还想着要把大学专业教材改成适合小朋友的音频故事，想着要为孩子们写一本科学故事书，想着去中学给科学社的孩子们上课，还想着开设更系统化的科学营……”他的学生说。

“接盘”导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卢老师分管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目睹了钟扬在收学生时的不少“奇葩”事儿。

“我们每个人招研究生有一个数量限制，但是他招得特别多，后来我就去了解，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卢老师说。

卢老师发现，当学生和老师进行双向选择时，有些学生可能因选不到合适的导师而“流落街头”，有些学生因为某些原因提出转导师。这样，问题来了，谁来“接盘”？

这时，身为研究生院院长的钟扬总是负责兜底。“他总说‘有问题我来’，这是他的一种责任与担当。他说在这个位置上，必须承担这个责任，必须要有这种担当。”

钟扬的“暖”是有目共睹的，这更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爱上。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更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个性化的发展规划，不让一个人掉队。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

而当钟扬的工作重心转到西藏时，他承认，自己的招生名额渐渐倾向这所他心目中的“世界最高学府”。

钟扬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位博士生回忆道，实验室里有很多学生是钟老师从少数民族地区招进来的。“这些同学由于底子薄，知识基础与上海本地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刚开始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联系了钟老师。钟老师总是鼓励他们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他说，‘读我的研究生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有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

于是，钟扬的学生们“各显神通”，有做科学研究的，有做科普的，有自己创业的。钟扬停不下来的点子，就这样在他的学生中生根发芽，变为现实。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至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至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就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这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秘密。

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复旦大学2012年7月6日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出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钟扬的同事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西藏大学的老师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工作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西藏大学的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深夜1点开始处理邮件，深夜2点上床睡觉，凌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出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钟扬的同事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时戛然而止。

而他双肩背包里的很多张小纸条显示出，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著作《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水平，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下去，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